中国为何又出现“硬着陆”之忧

    其实这也正是宏观调控始终不能放松之缘由，因为经济扩张期的繁荣背后，往往伴生着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并带动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不断上行，而这种看似自强化的怪圈一旦遭遇内外部环境突发变故（如美国次贷风波），又会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或资本离场止损而演化为较长时期、较大范围的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

    国务院适时提出防止经济下滑可谓未雨绸缪。2008年以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出现回落势头，出口增速更是一反近年常态降至20%以下，这些宏观面上的变化趋势反映在微观层面则更为“扎眼”：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仅为16.5%，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3.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甚至出现负增长，而去年同期的增速则高达49.3%。

    中国经济每每经历短暂通货膨胀后迅速出现下行拐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长期存在的投资、出口与消费间的结构性失衡。2007年，三者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分别约为38%、24%和38%，而在美国，后一数字往往达到80%左右。这种增长方式的偏颇，很容易造成生产要素过度投入到包含初级劳动较多、因而较易实现比较优势但又较难实现技术变迁的部门，以及其他一些远离最终消费、甚至边际效应为零的领域。由此，因需求虚增而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往往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其利润率恶化所带出的职工消费萎靡则再次成为下一波失衡的起点。

    决策部门为了提高经济运行中的自主性、灵活性而付出的努力值得称道，只不过，至少在可观测范围内，这些努力往往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而鞭长莫及甚至左右为难。譬如说，为了遏制低利率环境下的投资冲动以及当下已经出现的通胀趋势，央行应以适度加息进行调整，但另一方面，加息将消减政府为使过热行业降温而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的效力，因为加息将导致更多以套利为目的的资金流入，而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将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从而使紧缩货币政策趋于无效。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上述知与行的困顿深刻体现出“政府在发展中的角色”这一“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发展问题”，因为尽管从二战以后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实践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与地区的超常规发展的确受益于政府的有效干预，但是，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对发展过程的干预究竟有没有同时破坏市场机制？我们究竟有没有很好地体会了“非古典”领域成功的政府干预的存在？经济学发展的现阶段仍然未能就此得出完备的答案。

    于是，一方面是问题的无比复杂，另一方面是工具的相对匮乏，我们该怎么办？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发展，永远是最硬的道理。而在具体实践中，哈佛学者德怀特·帕金斯对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不应被忘记：“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改革的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忘记——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这种看似飘渺的说辞若细细品味，也许可以帮助发展中的中国心无旁鹜专心克难。